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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归档日期:09-18       文本归类:公开动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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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

  中国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二、中国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华北事变后,中国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年间,中国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

  1937年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三、中国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

  1937年8月1日,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

  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

  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中国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展开全部中国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在抗日战争中,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提出了符合全民族利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抗战主张,并且以发挥自己的无限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一、积极倡导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民众,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中国在抗战实践中,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并且是坚定的维护者。首先,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与日本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3年,又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提出了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并且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与对日不抵抗并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将全国各党各界各派各军,以及广大民众紧紧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发挥了执政的应该发挥而没有能够发挥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推动者。对中国来说,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同的关系。而这时的国共关系在经历十年内战后,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是执政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和军队;没有合法地位,力量要弱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政策的转变并非易事,中国经历了从反蒋抗战、逼蒋抗战到联蒋抗战的艰难过程,其间,适时采取的两个重要政治步骤,对两党重新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重要政治步骤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个重要政治步骤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以通电的形式致电1937年2月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表示,在五届三中全会将此定为国策的基础上,作出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传》(1893—1949)第4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以必要的让步,争取了抗日。通电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使用的还是语言,但事实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此评价说:“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选集》第2卷第363页)第三,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实践者。抗战爆发后,中国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抗战中与真诚合作,带动了各方面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对日作战中,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奋战,不仅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而且在太原、徐州等会战中,很好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实现了两党军事上的友好合作。在山西抗战前线,很好地处理了同阎锡山的关系,协商成立了有中共和八路军代表参加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成功地创造了以统一战线方式组织民众抗战的范例。在统治区,利用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和军委会政治部的有利条件与有限权利,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战,并且通过公开合法的身份,同官员和将领、地方实力派领导人、华侨及工商界爱国人士等广泛接触交往,宣传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工作都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第四,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民族矛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矛盾。因此,从抗战一开始,中国就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且依靠这一原则,既妥善处理了国共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局面,又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选集》第2卷第394页)武汉沦陷后,伴随磨擦的加剧,中国进一步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张,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策略。具体来说,在国内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极为重要,因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选集》第2卷第748页)对顽固派,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事实说明,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维护,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有效和重要的形式。

  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就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是以游击战争为主。为什么把只有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呢?中国的依据主要是两个。其一,也是最主要的,是依据中国的国情。曾这样分析:中国既不是小国,也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与中国相对应的,是日本侵略军的强大和兵力不足。日军因其强大在中国占地甚广;又因其兵力不足,战争长期性发生了。同时,由于中国有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军事文集》第2卷第3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其二,红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游击战争“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年谱》中卷第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反复强调,要把游击战争“坚持到底”,并明确表示,“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担任正面的正规战,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57、85页)

  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中国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在敌后战场表现出了“很大的威力”,而且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游击战争在敌后的开展,促成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形势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军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节节败退,不断消耗日军兵力。另一个方向是八路军奉命把游击战争发展到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等绵亘的山地,扩大到冀南平原、冀中平原等广阔的平原地带,在晋察冀、平西、冀东、冀中、冀南、晋西北、晋冀鲁豫、大青山等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敌后战场;新四军奉命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华中,建立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上迅速展开,相继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占领的一些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形成“反包围”的军事态势。日军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就已经深感到华北的八路军是其灭亡中国的“绊脚石”,华中的“新四军是共产军,很灵活,他容易生根”。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被迫将原定的速决战略改为持久战略,中国抗日战争由此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其中,中国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促成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指出的,在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日军的后方的时候,“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页)

  其次,敌后游击战争把大量的日、伪军拖在敌后战场上,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军正面战场。中共武装力量在敌后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敌后战场拖住日军的兵力,协助军正面战场。从这个目的出发,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领导的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平原、山岳和湖沼等地区广泛地开展起来。他们以自身伤亡40余万人的代价,取得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的辉煌战绩,同时打破了日军先确保占领地域的“治安”,消抗日武装及其根据地,从而摧毁各敌后战场,然后再抽出兵力集中全力进攻正面战场的企图,使日、伪军的兵力深陷在敌后战场上。用的话说:“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军事文集》第2卷第724页)

  第三,游击战争变日军后方为前方,极大地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的政策。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实行所谓“以战养战”政策,以残暴的经济掠夺,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使华北、华中的占领地域成为日军的后方兵站基地。用敌后游击战争破坏日军的“以战养战”政策,是中共武装力量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各部队破坏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由于中国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日军的“以战养战”政策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到了1943年,日军在占领地域仍然不得不为一些重要军需物资的开发担忧。日军的战斗详报不得不承认,中共武装力量“对破坏重要的战争资源地区及设施的策动渐趋激化,其手段也更加巧妙、恶毒”,不可等闲视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过16年艰苦卓绝斗争的考验,这时已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初步形成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已经比较成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独立分析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二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锤炼造就出一大批忠诚的、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骨干。这样两个优势,使中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形势下,能够以无产阶级特有的坚定性,忠实地代表全国各阶层和各族人民的利益,不仅可以制定出坚持全面抗战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而且能够组织起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来贯彻实施,从而使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担当起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重任。

  当然,抗日战争是政治经济落后的中国抵抗经济军事力量都相当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其战争之残酷性和长期性是近代历史上空前的。而抗战初期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人,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根据地;就全国范围来说,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区甚至被破坏殆尽。这种状况,显然同党所担负的重要责任严重地不相适应。正如指出的:“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选集》第2卷第394、395页)因此,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1938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地发展党员”。根据这一建议,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选集》第11册第4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从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到抗战胜利时,党员的人数高达120多万,干部人数从3万多发展到40多万,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但是,由于抗战期间发展的新党员大多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有许多是充满爱国激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高,富有朝气,但也带来许多散漫、不服从组织纪律等不良习惯。这些新产生的问题与严酷的抗日战争同样很不适应,党必须大力加强自身思想建设,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否则就无法肩负起自己的历史重任。为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做了大量工作。张闻天、陈云和等先后发表《论青年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员》和《论员的修养》等文章,则有《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名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延安开办的各类学校专门设置了党建课,中央党校建立了党建研究会,中共中央还适时创办了《人》杂志,亲自写了发刊词,明确指出:“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选集》第2卷第602页)这一系列措施,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党完成抗日战争的神圣使命,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中国在党内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全党范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学习来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相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选集》第3卷第812页)经过这次整风学习,中国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选集》第3卷第1094页)我们党实现了在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选集》第2卷第759页)为此,中国要求自己的党员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以及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中国及其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坚决主张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立刻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解放》第1卷第10期,1937年7月12日)在华北抗战最危急的时刻,在军队大批南撤的危急关头,中国把自己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全部开到抗战前线,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在1940年对长期抗战产生动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和相当数量的军队大批投敌的严重局势下,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1944年春的豫湘桂战役大溃退中,中共又用敌后战场的局部胜利反攻,来鼓舞和坚持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重大牺牲,无数优秀的员,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已经载入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牢牢地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二是积极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斗争。中国依靠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政治优势,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敌后战场开展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派出数千名干部深入敌后,在日军摧毁的中国政权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国战时政权,更有力地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同日军的殊死战斗中。无数员就像一颗颗种子撒向广大敌后,在人民群众中到处生根开花,组织起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十几块大小不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各种民主改革,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的文化与觉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党的武装力量有了十分充足的兵源和基本的生活物质资源,从抗战开始时的5.9万人,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的120万人,不算战争中的伤亡,比抗战初期扩大了20多倍。

  中国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和团结了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日军,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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